昆仑出版社今年1月推出的《静窗手稿》，描述的是一个过着典雅生活的古怪书斋文人，但是却招惹了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精品购物指南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北京晨报》、《生活时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和北京电视台等时尚媒体追逐的目光。“他”是何许人？该书作者常罡在电话中告诉我：
“他叫苑英，三十六七岁，出生于书香门第，沉浸在古代文化之中，厌恶现代文明，向往庄子的《逍遥游》中鱼虫鸟兽般的生活方式，痛惜原来极美的地球由于工业文明的贪婪的索取变得河流恶臭，空气中弥漫着毒素，没有绿色……
“他也有男欢女爱，但觉得婚姻不是人生的一个必经之路，不是爱情的必然结果，有很多不自然的地方，他认为人生有涯，应该选择舒适、轻松的生活方式，不要斗争，不要挣扎，不要在很困顿的状态中苦度一生。
“他不热衷金钱、功名，虽然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，但不是走捷径，而是踏踏实实地搞研究，写下自己的著作，打下自己的名声，爱情、进步的追求他都有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但各个方面都与众不同。”这个“捏造”了苑英的常罡，又是何许人呢？来到他的全副武装的防盗门前，我看到了用作门铃的旧自行车铃，是只有修车摊上才有的那种。刚钻进他的屋子，就像钻进了一个古代文明的遗址。那黑着灯的所在，依着视线适应低光度后由远及近的转移，我看到了墙上的古画、地上的古木茶几，再远处的古瓷器，以及满满一架子的古书，一股脑儿的古玩，在现代的钢筋水泥空间中透着些许古雅，也显出几分萧索。
据常罡介绍，其中有宋辽的定窑划花盘，明代的黄花梨长方凳、黄花梨文具匣、紫檀盒、正德青花盘、陈白阳《竹兰菊石图》，清乾隆御铭风字砚、康熙慎德崇博古制松梅竹青花墩式碗、郑振铎旧藏《怀香记》、康熙十八年《芥园画传》。常罡的主要社交对象也是“古董”，大多是八九十岁的玉器、瓷器鉴赏家，如启功先生、冰心这样的老人。就像原始森林在萎缩、文物古迹在消逝一样，离群索居的“常罡”们也越来越形单影只了。
屋中地上铺着木地板，客厅里电话摆在沙发上，厨房内搁着洗衣机、286电脑和蒙尘的锅碗瓢勺，书房立着一台德国式钢琴，出门时西装革覆而不是披上长袍马褂，活脱脱一个现代人的样式，可是他却是恋古主义者。新玩意与老古董同居一室，难道不感到别扭吗？
书斋生活与入世，这正是常罡的尴尬之处，他只好相机而动，尽可能地多呆在书斋里，不过如果世事找上门来，还是去打交道，“当社会的大潮向前汹涌时，一滴水可以抱怨、哀惋，但却无法阻止”。他有自己的爱憎，有自己的朋友圈子，也有自己的社会往来。但这一切都是在书斋生活这种大背景之下，他的灵魂龟缩在书斋里。
在这里他告诉我，他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，认为她大势已去。他说，一次一次地改呀，破呀，立呀，是中国人把自己的文化扼杀了。知识分子的心灵作为文化的最后一块栖息地正在流失，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不中不西的“假洋鬼子”。他曾经游历过欧美、日本、韩国，发现他们不仅保护文化精华的部分，还保护糟粕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却对自己的文化不心疼。虽然随时可以去美国，但他不想走，因为在国内可以写作，演绎中国式的故事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才是他的精神家园能够长满常青树的地方。
聊天时他一会儿谈苑英，一会儿讲自己，搞得我捉摸不透，他正在说的是自己呢？还是书中人。他承认，苑英的境遇就是自己精神与命运的反映。“写人生小说多少都会有自己的影子”，“我的写作是非常个性化的，不是杂取种种人的某一方面，让不同的读者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如果某些人产生共鸣了，那是自然而然的产生，如果没有，那也不是本书的目的”，“我不像很多人那样很深地陷入生活的漩涡之中，我这本书主要是反映一个人的内心，它是一面镜子，可以反射出社会的一些图象，但主要是个人的感受。”
作品中就注入了他的理论个性：文学最终应该是快乐主义的，而不是摧毁或改造社会的手段，所以首先要好读，其次要生动，文字应该给人以美感。为此，他的写作方式是生活流，像生活散记，像生活本身一样，没有什惊险的情节或者出人意料的结局；笔法细腻，文字极富表现力。他的早期作品描写芜杂，笔法比较有锋芒、有棱角，《静窗手稿》更碧影深沉了，节奏较为舒缓、平静、不急燥，写景状物，娓娓道来。
《静窗手稿》成了临别时他给我的赠品，可是连他的姐姐、朋友都没有得到。“亲人、熟人是写作的冤家”，他说，“写作应该酣畅淋漓地表现自己，但是作者往往担心放开了写家人接受不了，就像长大后再也不愿让家人看到自己赤裸裸的样子”。“如果说亲人还无所谓的话，熟人就更难说了，见面时都怕你把他写进去”。
常罡，45岁，当过工人，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，1987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音乐学院，现在中央音乐学院从事教研工作。通英语、法语，工于文学词章、历史、古典文献和古文物考据。1983年起在《青春》、《十月》和《当代》等刊物发表《两个小伙子》、《人异途殊》、《黑与白》、《云中城》、《诗人的白衬衫》和《天隔》等中篇小说。其中《人异途殊》获1989年台湾联合文学奖。《静窗手稿》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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